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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调查学生家底的教师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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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要合法地调查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隐含的目的不是为社会管理、征税，就是为救济、推销；而非法地调查别人的家底，不是打算敲诈勒索，就是寻找排摸绑票对象。这是常识。

《解放日报》4月21日刊出一篇“记者博客”《上学先查“家底”？》，谈到貌似为第三种类型的家底调查：现在幼儿园开始报名了，记者发现，在报名现场，老师不停地询问家长的工作和职务，有的还挖到祖辈是否还在工作。问到这个程度，还不算离谱，记者也考虑得很周全，善意地给出了老师“想多了解一些孩子的家庭状况和成长环境，或者收集一些‘家长资源’，以便聘请有专才的家长当校外辅导员”的解释。

但有些问话，则明显别有用心，拿记者的描述，是“直勾勾”地问小朋友：家有几套房，有没有车，什么牌子。一言以蔽之，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如果小朋友在家里拥有彻底的财务知情权，还会不会问到存款和股票有多少？

这种打听别人家底的办法，其实比较笨。据说以前鄱阳湖的绑匪用给孩子吃鱼的方式，侦查其家庭经济状况。比如绑到孩子后，就做一条鱼给他吃。如果第一筷子就戳鱼眼睛，说明这孩子家很有钱；如果是吃鱼脖子的，那么这孩子家给得起赎金；如果先吃鱼尾巴，就说明这孩子家条件一般；如果那孩子一上来就猛扒拉鱼身子的，一看就是多少年没吃过肉的，肯定没钱。你看，人家多富有智慧。

详细打听别人家底的个别老师，其目的是看你有没有“意思意思”的能力，甚至能力大小也尽可知矣；或者反向解读师德规范中的一条：“不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你也大体知道“直勾勾”看着你的个别老师获取这些信息派什么用场。

每逢到一些与“尊师”沾得上边的古今节日到来，很多小朋友的家长其实是愁肠百结的。中国人讲究送礼，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送礼”多半发生在亲友之间，从小到大，自然而然了。而偏偏那种有求于人的送礼，学问最大，譬如，送给谁，送什么，什么时间地点，见面说什么话，如何得体，如何点到为止……没有多次历练，普罗大众哪里能够应付裕如？而且普罗大众哪里有那么多的送礼机会呢？

既然送礼这么麻烦，省去如何？实际上，我们敢于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和小学，对那里的绝大部分老师应该是信任的。但是当极个别老师用一种类似于绑匪的眼神，“直勾勾”地打听我们的“家底”，我们其实已经入其毂中任其宰制了。你如果还没有“明白”过来，皮肉之苦应该是不会受，但如记者所说，“被晾在一旁”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这简直就是“撕票”嘛——独生子女突然从“皇帝” 降到“奴隶”，落差太大，难免不出些心理问题。

其实绝大多数家长只求孩子被公平对待，千万不要被打入另册。这个要求不高吧？但在“直勾勾”的极个别教师那里，哪有公平可言呢？要公平，你得用钱赎买。

以小朋友为“肉票”，家长和极个别无良老师之间的角力，一开始家长一方就输了。首先，孩子在一个这样的老师手里，人性中恶的一面一旦释放，他们整治孩子的“本事”已通过各种媒介揭露了很多，还有多少隐形暴力，不得而知。这些手段即便没有用到自家孩子身上，但其恐吓作用，足以让绝大多数家长乖乖就范；其次，一个人，何况是教师，一旦其行为伦理突破社会寻常底线，单个的家长只能徒唤奈何。

以小学生为“肉票”的现象，这些年来不时被舆论所关注，但无论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园方校方，基本上束手无策。2008年出现的送给老师的教师节礼品清单中，竟然有“日本游”，有人认为当以“行贿罪”查处。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并不是法律能够周全得了的。况且，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类的传统在，凭法律未必就能厘清是非曲直。

我们相信，绝大部分教师仍然勤勉地谨守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古训，但是对混迹于这个高尚团体中的极个别“绑匪式”教师，师德在底线之下且不易发现，游走在法律边缘且是非难定，我们真的对他们束手无策了吗？抑或，是社会先出问题，才投射到教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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