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太大成小升初"疲劳状态"主因 专家称应公平发展

孩子们为什么这样累

“五一”快到了，河南南阳的童童邀请北京的牛牛回老家玩儿:“奶奶家的樱桃树结满了樱桃，红彤彤的，你不想回来看看?”“可是我还要上奥数课呢，明年就要考初中了，这个假期恐怕回不去了。”同样上五年级的童童在河南可没那么多奥数班、英语班要上，他们都是免费免考就近升学的，她不理解在大城市的牛牛为什么非得学奥数，为什么学得那么苦。 

童童不知道，像牛牛这样“苦”的学生，在北京不止他一个人。 

北京某小学的赵老师有着多年带毕业班的经验，如今她带的也是五年级学生，“我们班学生要说没有报班的，几率几乎为零。每天放学，孩子们晚饭顾不上吃，就被家长接到课外班接着上课去了，平时哪里有玩儿的时间，学校的作业有时候都不能按时完成。很多学生节假日都搭进去了。”她告诉记者。 

孩子们多劳累，家长们多交费，为了什么? 

用赵老师的话说:还不是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北京西部的教育资源明显比东部差，于是，门头沟的孩子向石景山的好学校靠近，石景山的孩子向海淀、西城的好学校流动…… 

很多好学校看奥数成绩，有的看各种证书，几乎所有的重点学校都要进行选拔考试。于是家长孩子每日这样奔波在路上，孩子们没有了快乐的节假日，童年就是在各种题海中度过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北京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造成目前小升初“疲劳状态”最主要的原因是初中学校差距太大，“多年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使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按照义务教育法要求，小学至初中的教育应该是合格教育、保底教育，而不是以选拔为目的，精英教育本应是私立学校追求的，特长及高素质教育也主要应体现在高中阶段。就像我们建保障性住房，是为了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要而不是以改善居住环境为目的一样。但在义务教育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就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去追求私立学校甚至高中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但目前国内很多大城市在这点上有违法嫌疑。小升初出现的乱象扰乱了义务教育的秩序，恶化了义务教育生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刚认为，小升初困惑的产生还有一个原因:我国一元化教育体系长期存在，公立学校长期处于垄断地位，民办教育未能真正蓬勃发展起来，难以形成多元化的教育环境。同时，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助长了重点初中的待价而沽。于是家长们选择培训机构对孩子进行拔苗助长，孩子的核心能力缺失，创造力在这样的模式中逐渐丧失。 

“只要有学校差距的存在，这种状态就很难消除。”吴刚认为。

谁是培训的既得利益者

赵老师就自己班40位孩子的培训情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班几乎所有孩子都报有一个甚至几个课外班。我粗略算了一下，如果只报奥数班，一个家庭每月至少要支付500元左右的学费，如果还要上英语、语文等课外班，一个月的家庭额外负担将达到近千元。” 

一个孩子每个月培训花掉500元，40个孩子一个月就是2万元，北京有多少这样的孩子? 

杨东平教授认为，应小升初需要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是既得利益者。“小升初”既然需要各种证书，需要奥数成绩，那么各种社会培训机构就满足这一要求，开展各种证书的培训和考试工作。于是一个本来非常严肃的教育事业，变成了“买”与“卖”式的交易活动。 

“此外，一些培训机构与重点学校有着明确的利益关系，甚至有很多重点学校都拥有表面上与自己无关、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培训机构，孩子们上这样的培训班名曰‘占坑’。培训机构可以通过这样的所谓‘金坑’大捞一笔，重点学校可以从这里将优质生源‘掐尖儿’收走，从而保证自己的‘重点’地位，很多时候它还能从培训费用中分得一杯羹，双方互赢，名利双收。” 

这一现象在国内大量存在，但也不是遍及全国。 

吴刚教授介绍说，以上海为例，上海有奥数班，但基本没有奥数热，奥数培训机构也没有北京那样的规模。上海初中阶段没有名校之争，它的小升初竞争集中在几所民办学校上，家长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自行选择。杭州也是如此，只有几所民办学校有竞争，公立学校招生主要还是靠摇号。培训热没有成为社会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升初以奥数等成绩“论英雄”，国内比较严重的是南京、成都、广州、北京等地。 

“我曾经亲身看到过成都的一次小升初咨询会，那场面人山人海，像交易市场一样。”杨东平教授说。

如何规范小升初

如何规范乱象丛生的小生初? 

杨东平教授认为，规范小升初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解决公平的问题，是一个解决如何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均衡的问题。“这在我国的教育规划纲要内早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确还有很多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国家要在硬件设施、教育资源等校园工程上做到财政资源均衡，实现城乡间、地区间、学校间的三平衡，其中学校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在西方国家，‘一张图纸盖所有学校’，意思就是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公立学校都是平等的，没有三六九等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目前这一点我们也是完全能做到的。其次，实现生源均衡，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禁止跨区择校，杜绝‘条子生’。第三，实现教师平衡，严格控制教师的流动。” 

杨东平教授所反对的跨区择校问题，在一些大城市并不少见。以赵老师所在学校去年毕业班升学情况为例，一个班40个孩子，跨区考上市重点初中的约有10人，占了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如果该学校所在区这种情况普遍存在，那么该区就会有四分之一的优质生源外流，该区整体的教育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如此，外流优质生源将越来越多，恶性循环形成。 

吴刚教授认为，现有的一些地方实行的摇号制度不啻为一种公平的改革方法，将所有学生按区划分然后再进行统一公开的摇号分配，所有学校的学生质量均衡，在生源均衡的前提下，哪所学校质量高才能真正反映出该学校的教学实力和水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学升初中，小学生争考重点初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其优质的师资力量所吸引;但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分决定了学校的软硬件条件的不同，这些因素又吸引着优质教师向重点学校流动，造成师资分布不平衡。以北京为例，特级教师及骨干教师多集中在重点学校，而相比之下，一些普通学校拥有的特级教师或骨干教师就只有凤毛麟角了，这样的比例，能不让孩子们对重点学校心向往之吗? 

杨东平教授认为，规范小升初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要改革中考制度，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要求，实行重点高中与初中的脱钩。 

杨东平近日在浙江调研时看到，浙江全省11个地级市中，除温州还留有“尾巴”外，其余地区高初中已全部脱钩。同时，不设立跨区招生的地级重点初中，明确义务教育管理是区县政府的责任，地级市只管高中教育。严禁义务教育学校收取赞助费，办法是费用不返回学校，从而打消学校的创收动机。 

杨东平说，从理解角度而言，规范小升初不能仅靠教育部门解决，政府要下大决心，社会舆论还要加大关注。

该给孩子怎样一个小升初

应该给孩子们一个怎样的小升初? 

“我觉得应该是无论在哪个区上学，一个胡同儿，一个片儿，都能保证有一所无论硬件设施还是师资水准都不错的学校，那样孩子们就踏实了。”赵老师憧憬道。 

吴刚教授说:“我理想的模式应该是，让孩子们都能获得充分自然成长发展的环境，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去评估每个孩子的发展。” 

“我理想的模式是这样的概念:小升初就跟四年级升五年级，五年级升六年级一样。”杨东平教授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各地对小升初的工作改革已经全面展开。北京市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为平衡师资队伍实行“阳光工资工程”，骨干教师培养开始向非重点学校尤其是师资力量薄弱学校倾斜等。 

杨东平教授认为，中国的小升初改革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提到现在，已经具备了充分条件。“随着高中教育扩张的结束，适龄学生人数下降，很多初中的软硬件条件都有所提高，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孩子们为什么这样累

“五一”快到了，河南南阳的童童邀请北京的牛牛回老家玩儿:“奶奶家的樱桃树结满了樱桃，红彤彤的，你不想回来看看?”“可是我还要上奥数课呢，明年就要考初中了，这个假期恐怕回不去了。”同样上五年级的童童在河南可没那么多奥数班、英语班要上，他们都是免费免考就近升学的，她不理解在大城市的牛牛为什么非得学奥数，为什么学得那么苦。 

童童不知道，像牛牛这样“苦”的学生，在北京不止他一个人。 

北京某小学的赵老师有着多年带毕业班的经验，如今她带的也是五年级学生，“我们班学生要说没有报班的，几率几乎为零。每天放学，孩子们晚饭顾不上吃，就被家长接到课外班接着上课去了，平时哪里有玩儿的时间，学校的作业有时候都不能按时完成。很多学生节假日都搭进去了。”她告诉记者。 

孩子们多劳累，家长们多交费，为了什么? 

用赵老师的话说:还不是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北京西部的教育资源明显比东部差，于是，门头沟的孩子向石景山的好学校靠近，石景山的孩子向海淀、西城的好学校流动…… 

很多好学校看奥数成绩，有的看各种证书，几乎所有的重点学校都要进行选拔考试。于是家长孩子每日这样奔波在路上，孩子们没有了快乐的节假日，童年就是在各种题海中度过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北京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造成目前小升初“疲劳状态”最主要的原因是初中学校差距太大，“多年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使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按照义务教育法要求，小学至初中的教育应该是合格教育、保底教育，而不是以选拔为目的，精英教育本应是私立学校追求的，特长及高素质教育也主要应体现在高中阶段。就像我们建保障性住房，是为了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要而不是以改善居住环境为目的一样。但在义务教育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就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去追求私立学校甚至高中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但目前国内很多大城市在这点上有违法嫌疑。小升初出现的乱象扰乱了义务教育的秩序，恶化了义务教育生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刚认为，小升初困惑的产生还有一个原因:我国一元化教育体系长期存在，公立学校长期处于垄断地位，民办教育未能真正蓬勃发展起来，难以形成多元化的教育环境。同时，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助长了重点初中的待价而沽。于是家长们选择培训机构对孩子进行拔苗助长，孩子的核心能力缺失，创造力在这样的模式中逐渐丧失。 

“只要有学校差距的存在，这种状态就很难消除。”吴刚认为。

谁是培训的既得利益者

赵老师就自己班40位孩子的培训情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班几乎所有孩子都报有一个甚至几个课外班。我粗略算了一下，如果只报奥数班，一个家庭每月至少要支付500元左右的学费，如果还要上英语、语文等课外班，一个月的家庭额外负担将达到近千元。” 

一个孩子每个月培训花掉500元，40个孩子一个月就是2万元，北京有多少这样的孩子? 

杨东平教授认为，应小升初需要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是既得利益者。“小升初”既然需要各种证书，需要奥数成绩，那么各种社会培训机构就满足这一要求，开展各种证书的培训和考试工作。于是一个本来非常严肃的教育事业，变成了“买”与“卖”式的交易活动。 

“此外，一些培训机构与重点学校有着明确的利益关系，甚至有很多重点学校都拥有表面上与自己无关、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培训机构，孩子们上这样的培训班名曰‘占坑’。培训机构可以通过这样的所谓‘金坑’大捞一笔，重点学校可以从这里将优质生源‘掐尖儿’收走，从而保证自己的‘重点’地位，很多时候它还能从培训费用中分得一杯羹，双方互赢，名利双收。” 

这一现象在国内大量存在，但也不是遍及全国。 

吴刚教授介绍说，以上海为例，上海有奥数班，但基本没有奥数热，奥数培训机构也没有北京那样的规模。上海初中阶段没有名校之争，它的小升初竞争集中在几所民办学校上，家长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自行选择。杭州也是如此，只有几所民办学校有竞争，公立学校招生主要还是靠摇号。培训热没有成为社会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升初以奥数等成绩“论英雄”，国内比较严重的是南京、成都、广州、北京等地。 

“我曾经亲身看到过成都的一次小升初咨询会，那场面人山人海，像交易市场一样。”杨东平教授说。

如何规范小升初

如何规范乱象丛生的小生初? 

杨东平教授认为，规范小升初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解决公平的问题，是一个解决如何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均衡的问题。“这在我国的教育规划纲要内早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确还有很多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国家要在硬件设施、教育资源等校园工程上做到财政资源均衡，实现城乡间、地区间、学校间的三平衡，其中学校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在西方国家，‘一张图纸盖所有学校’，意思就是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公立学校都是平等的，没有三六九等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目前这一点我们也是完全能做到的。其次，实现生源均衡，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禁止跨区择校，杜绝‘条子生’。第三，实现教师平衡，严格控制教师的流动。” 

杨东平教授所反对的跨区择校问题，在一些大城市并不少见。以赵老师所在学校去年毕业班升学情况为例，一个班40个孩子，跨区考上市重点初中的约有10人，占了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如果该学校所在区这种情况普遍存在，那么该区就会有四分之一的优质生源外流，该区整体的教育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如此，外流优质生源将越来越多，恶性循环形成。 

吴刚教授认为，现有的一些地方实行的摇号制度不啻为一种公平的改革方法，将所有学生按区划分然后再进行统一公开的摇号分配，所有学校的学生质量均衡，在生源均衡的前提下，哪所学校质量高才能真正反映出该学校的教学实力和水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小学升初中，小学生争考重点初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其优质的师资力量所吸引;但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分决定了学校的软硬件条件的不同，这些因素又吸引着优质教师向重点学校流动，造成师资分布不平衡。以北京为例，特级教师及骨干教师多集中在重点学校，而相比之下，一些普通学校拥有的特级教师或骨干教师就只有凤毛麟角了，这样的比例，能不让孩子们对重点学校心向往之吗? 

杨东平教授认为，规范小升初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要改革中考制度，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要求，实行重点高中与初中的脱钩。 

杨东平近日在浙江调研时看到，浙江全省11个地级市中，除温州还留有“尾巴”外，其余地区高初中已全部脱钩。同时，不设立跨区招生的地级重点初中，明确义务教育管理是区县政府的责任，地级市只管高中教育。严禁义务教育学校收取赞助费，办法是费用不返回学校，从而打消学校的创收动机。 

杨东平说，从理解角度而言，规范小升初不能仅靠教育部门解决，政府要下大决心，社会舆论还要加大关注。

该给孩子怎样一个小升初

应该给孩子们一个怎样的小升初? 

“我觉得应该是无论在哪个区上学，一个胡同儿，一个片儿，都能保证有一所无论硬件设施还是师资水准都不错的学校，那样孩子们就踏实了。”赵老师憧憬道。 

吴刚教授说:“我理想的模式应该是，让孩子们都能获得充分自然成长发展的环境，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去评估每个孩子的发展。” 

“我理想的模式是这样的概念:小升初就跟四年级升五年级，五年级升六年级一样。”杨东平教授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各地对小升初的工作改革已经全面展开。北京市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为平衡师资队伍实行“阳光工资工程”，骨干教师培养开始向非重点学校尤其是师资力量薄弱学校倾斜等。 

杨东平教授认为，中国的小升初改革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提到现在，已经具备了充分条件。“随着高中教育扩张的结束，适龄学生人数下降，很多初中的软硬件条件都有所提高，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