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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解读"公务员热"高烧难退:地位高待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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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外，被誉为另一种一年一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式——公务员考试季节到来。

日前，广东宣布，今年考试录用公务员的报名工作将于3月11日至15日进行，笔试定于3月27日举行。本次公务员考试规模空前庞大，一共招考11666人。今年的公务员“省考”，招录人数最多，从报考要求看，很多岗位要求招录“社会人员”的比例超过了应届生，学历要求多在本科以上，部分基层岗位要求大专以上。

公务员考试热度难度超过高考，有人戏称科举制度重新回到现代社会。昨(9)日，记者就此问题，与政策专家、人大代表进行了一番探讨。

“考公务员热”影响国家创新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王珣章告诉记者，他在与很多学生交流时发现，越来越多学生乐意早早拿个铁饭碗。“他们观点很务实，也有大部分随大流，这种风气不好，年轻人过早端着铁饭碗，这个社会如何创新？”王珣章忧心地说。

“发达国家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当公务员，因为政客不是主流，个性化才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愿意做公务员。”王珣章分析说，“公务员一生的轨迹往往一眼就能看到。按照西方的说法是不够刺激。相反，到公司创业则有很多种机会，这种经历本身就富有价值。”

中国创新能力不足，与中国的社会、家庭氛围有关，比如两位逃学的创业者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业家，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如果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发生，学生则将面临社会家庭的双重压力。

从某种比较上容易发现，中国培养的孩子相对缺乏创造和挑战能力，这与创新型国家的人才需求不对路。

“类似高考这座独木桥，在西方孩子的眼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方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很大差异，而中国父母可能会炫耀，我的儿子考上公务员，发达国家则强调独立自主。”

作为政府公职人员，王珣章也认同目前官员地位被推得太高，大学生爱考公务员的目的往往是爱当官，认为做官后地位会很高，权力很大。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务员热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是一个文化体制和民族习惯的大问题。

似“科举”当官途径学子都想一试

对于这种类似“科举”当官途径的 “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现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告诉记者，一方面，公务员职位增加是因为一些吃皇粮的事业单位也搭上了公务员选才的班车，其实公务员自身每年编制需求人数大同小异。另一方面，严峻的就业形势，特别是每年大学毕业生达650万，仅70%的就业率，相当多人找不到工作，于是考公务员成为首选，多数人抱着“能否上，考一下再说”的心态。

联系广东实际，汪玉凯说，广东地方经济发达，过去很多人愿意经商，如今国家机关待遇好，官员权力大，并有灰色收入，因此吸引各方人士。对于广东省公务员招考规模扩大的现象，汪玉凯分析称，由于公务员门槛越来越多，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能报考省以上公务员，应届只能靠省级以下的公务员招考消化，客观上也造成热闹场面。

汪玉凯认为，改变公务员热，要从经济全局入手，政策层面尤其要考虑是否给民营和个体创业足够的空间。因为私营业的迅猛发展能够打破社会利益的格局。“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公务员热的就业取向表现得更为明显，关键是政策能真正宽松扶持私营业的发展。”汪玉凯说。

大学生不过做出收益最大化选择

“不宜过度责备大学生热衷报考公务员，这是基于现行社会固定结构造成的结局，大学生只是做出收益最大化的选择。”

杨雪冬分析说，个体角度，大学生做出的就业取向是正常的。目前，整个就业市场不好，而公务员各种保障相对稳定，因此大学生的就业选择是非常正常的。

他回顾说，“上世纪80年代我读大学时说做公务员容易被笑话，一般主流是闯深圳下海南。现在市场成熟，创业成功概率可能相对小，大学生做出的选择也是理性的，关键是解决其后顾之忧。”

因此从根源上说，大学生爱进机关与现行社会福利分配制度有关，公务员与社会劳动者之间存在福利双轨的问题，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在福利分配上多做工作，尤其是大社会的福利均等化，而不能苛求学生创业，不能要求大学生主动投入人才市场，因为大学生的选择是基于现行社会固定结构，也是收益最大化的选择。

杨雪冬说，“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关于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比较，西班牙之所以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当时西班牙所有人都向往做官员，最终创造性被埋没。”

杨雪冬还指出，公务员热背后还有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官的地位”被过度突出。现在中国官员占据太多公共资源。要扭转公务员热，从根本上还是得让公务员队伍回到正常社会评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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