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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生“清北班”复读高招进入“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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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和高校录取同步，各地复读学校也在火热招生中。

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最多的河南省有95.24万考生，其中复读生达33万，占报考人数的34.7%，其中包括大量之前已经考过本科线的高分考生，还有一部分专门以冲刺清华、北大为人生目标的“定向考生”。根据往年惯例估算，今年高考后，高分复读生比例将超过10%。

“距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20分以内的学生，除减免全部费用外，每月发生活补助；通过复读考入清华北大两校的学生，将获得10万元现金奖励”。

这是河南郑州国华补习学校今年的招生规定。面对课改压力，这家著名复读学校打出“新课改、新高考、新成就，选择复读更具竞争力”的口号，宣称“新教材的新东西并不神秘，经过复读完全可以解决，新教材对于复读生反而更有优势。”该校今年将招收5000名复读生，其中以冲刺清华、北大为目的的“清北班”报名情况尤为热烈。

在山东、河北、河南、四川、重庆、陕西等传统“高考大省”，高分自愿落榜生是实践复读学校“挑战新课改”、“一年增加100分”，“不上清华北大绝不罢休”等口号的生力军。

高分复读，已成为“后高考时代”的一个关键词。

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觉得这一天特别黑暗

“每晚翻来覆去地做梦，梦见考上了，醒来还是笑的；梦见考不上，醒来一枕头眼泪。”随着成绩查询日期临近，山东日照复读考生张璐这样描述自己的紧张心情。

张璐去年高考分数是640分，比山东省586分一本线高出整整54分。而去年清华大学在当地的录取线为685分，张璐尚差45分，第二志愿将她调剂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经济金融专业。由于对录取结果不满，她选择了复读。

复读的日子里，时间就是个发条闹钟：张璐每天早上5点准时起床，洗刷后5点半之前赶到教室开始晨读，6点半吃早饭，10分钟内吃完，回到教室继续早自习。

从8点10分开始，上午4节课上到11点50分，中间课间操也因为扩充学习时间而被省略掉。放学后到下午2点20分上课的2个半小时学校是安排的午休时间，但一年中张璐从没进行过午休，午饭时间也控制在10分钟之内，然后尽快赶回教室自习。

下午接连4节课，从下课的5点50分到傍晚6点30分听力课开始前这40分钟是学生吃晚饭、打扫教室卫生还有打开水、洗衣服的时间。张璐同班的班长王明伟说这是大家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间段，而这段时间中，走读的张璐比别人能省出十几分钟，因为教室打扫卫生不能用，她就到操场或其他僻静地方读书。

晚上6点50分开始的晚自习连上3节课，9点30分放学。张璐一般在教室里学到9点50分关灯时间，带着书本回家后还要再复习到11点后才上床。

“复读班里的睡觉跟去年高三时都不太一样。”张璐说，高三时一般学习累了躺下很快就睡着，而复读的一年里，她总是闭上眼睛一页一页想着课本上的内容，往往想了很久才允许自己进入梦乡。

“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觉得这一天特别黑暗，”总结过去一年的日子，张璐说每天早晨的这个感觉让她印象最为深刻。但是“宁可屈一年，不能屈四年，如果考上北大清华，一切就值了！”

状元称复读生活不堪回首

“如果现在让我做选择，即便我知道自己来年可以成为状元、考上清华，我也绝对不会再去复读了”。2008年高考得了610分，2009年考出693分、以河南省理科状元身份考入清华的庞博这样告诉本刊记者，态度决绝。

庞博毕业于河南省禹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他的高三同学里几乎有一半人加入了复读的行列。“我复读那年，我们学校的复读班有6个，大概五六百个复读生，而正常高三毕业班也才八九个班级。”

“那种崩溃的情绪，真是不堪回首??”庞博回忆说，复读一开始，他就在课桌旁边铺了一张报纸，结果高考前，上面的卷子摞了半米多高，比他第一年参加高考时，做题量增长了一倍。“什么叫题海战术，哪个复读生不是这样？”

庞博说，有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天天如影随形。“我开始复读的时候，目标就是考清华，但是越复习越觉得没底。”他形容复读是真正的全身心投入，除了高考，人生再没有别的内容。这是应届高三生很难做到的，“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高考到底有多残酷”。

去年，庞博的复读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上了清华，还有3个上了北大医学部。禹州市从恢复高考以来从没出过一个省状元，他是第一个。学校给他发了2万元奖励，他还同时拿到了清华大学的一等奖学金。

庞博说，当状元和考上清华来说，他更为考上清华高兴。“状元像买一赠一那个赠品，考上清华才是比较实惠的。”等他到了清华，同学们很惊讶他的复读身份，“复读也能考状元？”这是大家普遍的态度。

他后来得知，复读的状元并非他一个，同学中有悲壮复读故事的也大有人在。跟他同年进入清华的一个新生，曾经是他高中的学长，那人为了考清华连续复读了4年。

“我对他的执着很敬佩，但是我觉得这4年不值。”庞博说，名校的好处与4年的年龄成本比，很难说最后得到的是正向的结果。他认为，这种成绩很好而反复复读的学生，都是当前高考制度造成的制度性“杯具”。

“对于我们学校这种小县城里的普通高中来说，参加自招能够成功的概率很小，可能连第一轮材料审核都过不去。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老师给予自招的指导，学校名气也不够。”

自我感觉发展比较全面的庞博说，如果他是大城市的考生，能够及时掌握自招的各种信息，或许他第一年就通过自招政策进入了一流大学，不用再经历那痛苦、没有创造力、完全是被耽误的一年。

一半复读生有强迫倾向、焦虑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所教授王极盛，15年来一直研究复读生这个群体。

他曾经走访过不少复读状元，也对复读生的行为特点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和分析。2002年全国60多个省级状元里有8个复读生，理科3个、文科5个。他认为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

他把复读生概括为3种：除了真正因为实力落榜的，还有发挥失常落榜的和非清华北大等特定大学不考的。据他观察，第一种学生经常坚持不到高考就放弃了，实际上成绩比较好的群体，才是复读大军的主力。

他以北京市4万名应届毕业生和复读生为对象做过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复读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占总数的47.1%；应届高三生心理存在问题的占总数的28%；复读生情绪不稳定的占62%，高三生占35%；复读生不适应周围环境的占59.5%，高三生占36.7%；复读生有强迫倾向的占52.1%，高三生占33.2%；复读生有焦虑倾向的占49.4%，高三生28.6%。由此可以很明显看出，复读生的心理问题比应届高三生大很多。复读生内部，心态的两极分化也很严重，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

2000年甘肃省文科状元郭洋上了北大法律系，她曾经对王极盛说，“我第一年还很幼稚，就因为讨厌高中数学老师，数学不好好学，因为偏科总分只考了476分。复读的一年就拼命做数学题，一共做了8本书，没心没肺地也不想别的，压力反而比别人少。”

2008年，北京一位王姓考生第三次参加高考。他第一年复读的时候考了600多分，被湖北大学录取了他不去，非要上北大。第3次高考时刚开考10分钟，他说胸疼。监考老师赶紧请医生给他注射了安定剂。感觉好一点，监考老师说“那在备用教室继续考试吧”。刚听到“考试”俩字，他就满嘴吐白沫、四肢抽搐。上救护车前他还撂下一句话：“我明年还参加高考”。

“不公”改不了，只有赌一把

前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愈演愈烈的高分复读现象与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复读学校对考上“清北”学生的高额奖金诱惑密不可分。

一面是高四高五的慷慨悲壮，一面是欣欣向荣的高复经济。当教育观察家把高分复读当做一种社会病来解析的时候，当事人却有苦衷。

几乎受访的复读生都将自己的复读归结为“赌博”：代价是一年或几年青春年华，赌赢了就是后半生的幸福。

“在复读这场赌局里，有许多地方性的复杂情况”。日照高考补习学校一位老师告诉本刊，山东省历年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高考大省和难省，10年前当全国高考还是同一张试卷的时候，山东就是录取分数线最高的省份之一，而日照市在山东省内又一直被列为“省属线”（录取分数最高线）地区，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考生显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也就因此涌现出了更壮观的高分复读群体。

比起以冲刺清北为目的张璐等一本线考生而言，王明伟等二本线上的复读生对高考的“不公”更有感触：去年山东省内（理科）一本线是各地区统一的，二本线却有3条，其中济南、青岛为534分，潍坊、临沂、德州等地区执行市属线544分，而日照、东营等执行省属线554分，比济南青岛线整整高出20分，文科的省属线和济南青岛线同样相差20分。

去年，山东共有理工科考生34.6万余人，达到一本线的有5.48万人，比例仅为15.8%。而在545-550分之间的考生非常集中，达1.07万人，这个分数段的考生，如果生源地为青岛、济南或潍坊、临沂，都有可能被正规本科院校录取，而如果生源地为日照、东营等执行省属线的地区，则多半不得不接受复读的命运。

日照高考补习学校隶属日照市东港区教委，去年共招收12个班，包括3个文科班，9个理科班，接近900名复读生。据王明伟介绍，他所在的班级共有65名复读生，像张璐这样去年分数过一本线的高分考生共有8人，占全班人数的12%，另有10人是多年复读生。

该校一位班主任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如果省内二本线统一划定，他过去几年所带的复读生中至少能再多50个学生能被较理想高校录取。

“一方面本地复读的压力特别大，另一方面高分复读生却越来越多。”该班主任说，他带的班级中有一个女生因为压力太大，甚至留下遗书准备自杀，“他们根本输不起。”

“国外的学生，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即便是一定要考名牌大学，也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导师推荐、平时成绩测评等方式。”曾经是江西的一名高分复读生，如今在中科院物理所攻读博士的徐晓军告诉本刊。

“我第一次高考在2000年，那时候没有任何自主招生政策，即使对我们这样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在江西这种人口大省想进入一流大学，只有考试一条路可走，如果高考失利就只能复读，别无他选。这种制度让人无奈。”

高招进入“战国时代”

去年被清华录取的重庆市理科状元夏诗耀，就曾从同济退学,他复读冲刺清华时“做题三个月，用完百支笔”一度被视作复读生格言。四川考生罗海灵为考清华，也选择了从复旦退学复读。而云南宣威学生赵庆虎为进清华，甚至放弃北大、复旦和北航3次录取，连续复读3年。

《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上海报道

“在全国各地，清华和北大已经被神话，其余高校都要面对这种神话下派生出的各种生态。”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对此十分感慨。

神话演绎到极致便是不断有高分考生为圆“清北梦”从其他名校退学复读，这类“顶级”高分复读的背后，是越演越烈的高校招生竞争。

“中学会帮清华北大锁定高分考生，24小时监控，我们想见门也没有，家长也联系不上，简直就是坚壁清野。”上海一位高校招生负责人告诉本刊。

3年前，重庆市高考文科状元黄文帝就因为清华的“坚壁清野法”，差点成为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失学”的省级状元。

这一年在重庆本没有文科招生计划的清华，成功说服黄文帝放弃报考北大，并以优秀高中生夏令营的名义将他接到北京。然而清华为其增加特别名额的要求遭到教育部拒绝，这出闹剧，最后以北大补录黄文帝告终。

该事件拉开了高校生源争夺战升级的序幕。在愈演愈烈的生源战中，“第一集团”两校的抢人战术也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效仿。从派出各路人马深入到各县市中学宣传到重金利诱，从承诺投档即保证录取到可以任选专业，甚至将提前“掐尖”的战线前移到了高一高二，高校生源竞争已无所不用其极。

“你们这样做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声誉”

“在上世纪90年代，高分考生远没有今天那么集中。上海不少名校也能招到相当数量的省、市级状元”。然而近年来，除了少部分高分考生选择就读香港高校外，大部分的省级状元都被清华北大瓜分，有些名校甚至连文理科前20名都碰不到。

“清华北大的‘掐尖’行动，几乎已遍及所有县级市的重点中学。其深厚的‘群众基础’，远非其他高校所能匹敌”。中科大招生人员徐老师对此深有体会。

2008年在甘肃招生时，徐老师跟兰州一中校方磨了两个小时才被允许摆起“招生摊位”；而就在此前一天，清华招生人员却受到了该校的热情款待。对这种差别化待遇，该中学的教学主任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清华是清华”。

《文汇报》教育记者在跟随上海招生团赴各地进行调研时发现，一些地区对清华北大的崇拜已到无法理喻的地步。某985重点高校去年从西安一所“超级牛校”里招了两个上了清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但直到现在，这所中学的校长一看到该校招生老师仍会抱怨‘你们这样做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声誉’。”

在一些地区，高分学生就算愿意报考清华北大以外的高校，也会受到学校阻挠。复旦招办工作人员告诉本刊，新疆一名考生非常向往复旦，但因其高考成绩名列全省前茅，考生所在学校坚持要求他把北大或清华放在第一志愿，甚至扣下了他的志愿填报表格。最后复旦招办主任出面斡旋，学校才在志愿填报截止日同意他报复旦。

即使是在高校林立的上海，学校、家长和学生也把能进清华北大视作一种荣誉。上海位育中学原副校长姚国超曾透露，在上海最初开展自主招生时，他们都会雪藏一批相当优秀的学生去考清华北大。

同济招办主任邓秋军认为，高校间这种过度的生源竞争会导致人才浪费，“某些高校几乎囊括了所有优质生源，问题是，他们培养得过来吗？”

“当今高校的生源竞争，仍是计划录取制度之下的‘抢生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告诉本刊，这种仅仅停留在录取手段、录取优惠政策上的恶性竞争，只会拉大学校间的不平等，而不能完成某些大学借生源争夺实现去行政化、特色化、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我们被挟裹进了这个游戏中”

“我们已经放弃了对最顶端尖子生的争夺。”邓秋军有些无奈。另一些高校则表示他们并不想参与“掐尖战”，“我们希望招收符合自己办学特色和理念的学生。”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明对本刊说。

然而在生源争夺战中，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我们被挟裹进了这个游戏中。”邓秋军说。但与清华北大的寡头地位相比，“第二集团”高校只能“踩着他们的脚后跟”招生。

清华和北大能够在第一时间，甚至是高考分数尚未公布之前，拿到高分考生的名单与联系方式---这些资料对于其他高校往往是“保密”的。2008年甘肃招生时，中科大招生组曾向各中学及清华和北大要过名单，但均遭拒绝。

“即使拿到了名单又如何？前几十名还是会被清华北大瓜分掉。”邓秋军说。两校可以按照名单先行挑选学生，许多高分尖子生会因清华或北大的一个电话，随时改变自己的报考决定。

中科大招生组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刚达到清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因被清华回绝，跑到中科大招生处表达自己的报考决心；然而第二天，清华表示录取他，他就不再联系中科大。“到了第三天，清华计划有变，他又跑回来了！”

这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优势，可以让清华和北大轻而易举地将高分考生收罗门下。

别的高校则远没有这么强大的气场。2008年在广东招生时，复旦、同济、武汉大学、上海财经、中国政法等高校集体遭遇“招生滑铁卢”，录取分数划至一本线仍不“满档”。

上述学校招生工作人员在向媒体解释“断档”原因时表示，北大清华招生计划的不断变化，是各校无法正确估计自己的分数线，从而没能正确引导学生填报志愿的原因之一。

而即使是“踩着脚后跟”招生，也仍是一场艰苦的“间谍战”。相中的高分生源随时有可能被别的高校策反，而各校招生人员也要时刻准备着去“挖墙脚”。

每年的招生季，几乎都会上演高分生源“转会”的故事：2008年甘肃一名原本决意报考中科大的考生，在最后时刻被北大撬了墙脚；几年前四川一名想上复旦的“种子选手”，在经过中科大招生人员两个多小时的“恳谈”之后，“跳槽”到了中科大；另一位信誓旦旦要考上海交大的学生，最后被游说去了浙江大学。

“合纵”、“连横”各有目的

“高考招生已经进入战国时代，”一所985高校的招生老师说，战国时期六国诸侯联合对抗秦国的“合纵”策略在上海军团中得到了实践。从去年起，复旦、同济、华东师大等上海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一改以往各自为战的作风，联合组团赴西部地区进行招生宣传。今年，随着上交大和华东理工的加入，这一阵营再次扩容。

而今年伊始的“五校联考”也被许多高校视为一种新的“连横”。尽管各校招生办负责人均宣称“五校联考”有利于节省自主招生成本，也方便了考生。但在其他高校看来，与清华的“连横”更多的是为了提前“掐尖”，从而在与其他名校的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

“远交近攻，争取在第二集团中取得领先。”2008年招生结束后，中科大招生负责人在日记里这样总结。这一充满谋略的招生日记在多所高校被争相传阅，甚至有高校要求招生人员集中学习之。

“每个高校都各有高招，”多年从事招生工作的邓秋军说。中科大招办人员自曝，为了争取一名675分的高分考生报考中科大，他们不仅与该考生和家长共进早餐，甚至全程陪同他去中学填报志愿。这种贴身服务“说好听是陪同，说不好听是押送”，该老师说，目的无非是为了防止别的学校“掐尖”。

“糖衣炮弹”是另一种最常用手段，也就是对中学老师、学生和家长以重金利诱。今年各校均大幅提高奖学金，清华大学宣布对省级状元奖励4万元，加上各院系的奖学金，状元最终获得的奖金总额可能超过10万元。

与“糖衣炮弹”配套的是“感情牌”。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宋璞透露，北大招生老师甚至把报考北大的学生请到家里，亲自下厨“慰劳”他们。

这一做法也为其他高校所效仿。今年年初，上海交大在湖北招生宣讲时邀请现场上百名家长共进午餐，这一被当地媒体称为“人性化”的举措迅速为上海交大在湖北赢得口碑。

2009年复旦招生的大获全胜更是被诸多高校视为招生策略成功运用的典范。这一年，复旦不仅大幅调整全国招生计划，还派出了前所未有的招生阵容：即使在只投放4个招生名额的甘肃地区，复旦也派出了8名老师去负责招生。

“触角伸到了嘉峪关之遥，所用之精力完全不符合复旦的一贯作风。”中科大甘肃招生负责人如是说。

结果不出所料，复旦“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没有在任何一个省份出现断档；文理科各专业的高分生源几乎都仅次于清华北大。这一成绩让它的昔日劲敌上海交大、中科大倍感压力。

功利主义驱逐了教育的本质

“‘掐尖’并不以学生的兴趣和志向为基础，也不以培养和造就学生为目的，纯粹只是出于高校自身的考虑。”熊丙奇说，这是由于中国大学的生源质量不仅关系到学校排名，也直接影响到学校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

国家财政和各项政策上的倾斜，使得某些高校在招生方面享有了不可逾越的“生源特权”。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炮轰”清华北大把高考尖子选完，剩下才轮到国内其他大学选择。他认为，对两校的过度追捧会导致人才埋没。

激烈的“掐尖”大战，也引发人们对高校教育公平的担忧，对录取制度的诟病首当其冲。熊丙奇认为，“这种不公平是由计划体制下的集中录取制度导致的。”

对此，方明深表赞同。他认为，在现有制度下，高校并没有真正的自主选拔权，择生和择校的标准只有高考分数，“功利主义驱逐了教育的本质。”

在方明看来，公正合理的生源竞争是高校之间通过教育质量、个性人才培养模式与教育服务来吸引考生，而不仅仅只是招生手段和优惠政策上的竞争。

“唯一的出路是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让中国的大学能够真正做到自主竞争。”熊丙奇给出了处方，“建立在自由入学制度之上，考生与学校之间实现多次考试机会，多次录取机会”是他心中理想的高考录取模式。

熊丙奇说，其模式可以借鉴国外高校的招生制度，即考生可以申请多所高校，也可以同时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由学生自己做出取舍。进入高校后，学生也可以自由转学。

然而，现实却正在走向反面。2007年，本以强劲实力加入内地招生争夺战的香港高校，便因国内高校“狼来了”的哭诉，被教育部的一项政策剥夺了招生优势。

这一政策规定：香港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必须在7月7日之前完成；确认被港校录取的学生，内地高校不再予以录取。而在之前，考生本可以在港校和内地高校中进行自由选择。

另一项被视为大学自由转学制度探索的“插班生制度”同样遭遇了失败。今年5月，复旦宣布从2011年起退出“上海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招生考试”。在此之前，上海交大、同济等高校早已退出这项考试。这一制度的最终式微也让自由转学制度变得遥不可及。

清华北大欲定新游戏规则

2009年北大自主招生新政策公布后，很多复读生非常敏感地注意到新简章已经由往年的“高中毕业生”改为“高三毕业生”

《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曾经有不少中学校长对清华大学招办主任孟芊说过类似的话：“我们有几个孩子真的是很优秀，他们可以拿到国外一流大学的奖学金，很可惜他们没考上清华。”当孟芊看到这一类学生在现有评价体系中无法胜出，选择浪费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复读，他觉得十分可惜。

北京大学招办副主任舒忠飞说，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怪异现象，“现在有的中学，学生比清华北大的提档线低几分，他们就劝说这个学生自愿落榜复读，来年再冲刺清华北大。有的竟会因此复读好几年。对于复读来到北大的学生，我们一视同仁，也佩服他的执着，但是我们不鼓励学生为了上北大而多次复读。”

2009年北大自主招生新政策公布后，很多复读生非常敏感地注意到新简章已经由往年的“高中毕业生”改为“高三毕业生”。

“复读多年取得高分的，要考量一下”

舒忠飞告诉本刊，北大目前已派出了大队“招生组”，进驻全国各地的重点中学“严阵以待”。而他本人也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2007年，北大招生组成员的一篇日记曾被媒体披露，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当我们还在省城与他们（清华招生组）握手的时候，他们的大部队就已经深入到下面的县市，和那里的考生作面对面的交流。”

孟、舒都否认是清北两校的招生争夺手段加剧了高分复读现象。“如果说清华招的学生数是A,北大招的学生数是B，当年文理科状元数是C,那么基本上A+B=C就是两校每年招收顶尖学生的情况。”

舒中飞认为北大不存在多么大的生源压力，以至于要鼓励高分考生以北大为目的复读。“对清华来说，从来不缺少高智商生源，我们更喜欢综合素质强的学生。”孟芊说。

即便经历了高四高五，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比例也并不高。舒忠飞说，每年北大招收的学生中，复读生的比例应该不会超过5%。

就新简章中“高中毕业生”改为“高三毕业生”的提法，北大前任招办主任刘明利特别解释说：“其实北大并没有改变对于优秀学生的判断标准。之所以提法变化，也是表明了北大的态度，那就是不鼓励学生多次因为追求考取北大而复读，但学生一旦下定决心选择复读，则他们依然有权利选择任何一所理想的学校。”

孟芊说，清华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有的学生是因为第一年出现了明显失误或者在考试技巧上不太适应，我们认为他选择复读是理智的，但是也有一些复读生是通过多年反复强化机械训练取得了高分，要考量一下，如果他后劲有限，我们就没有太大兴趣了。”

舒忠飞认为，造成高分复读现象的最大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学生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超过了高校能够提供的。”

孟芊对此的看法是，选拔体制的落后，影响了学生的人生选择。

招生体制是一个致命伤

传统意义上对于优秀生源的“技术性争夺”，早已无法满足中国高校“第一集团军”跻身国际知名院校的需要，“在招生制度上我们存在明显缺陷，所以在与国外一流大学的生源竞争中，未来我们可能会处于劣势。”孟芊说。

“这就好比是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外企已经进入，而国企还没有做好准备。对中国高校来说，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孟芊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招生体制还是高度计划、高度集权的，但是学生的选择却是越来越市场化的。如果我们跟国外高校竞争，就跟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的状况差不多，他们有体制性的优越，而我们背着体制的包袱。”

前两年，清华开始在香港招收免试生。一些拿了清华OFFER的香港学生，可能也拿到了别的大学的OFFER，“在香港招生，就要尊重这种机制。结果有的学生最后没有来清华，这在国外的大学来说很正常，哈佛每年的新生报道率也不到90%，但这在我们的体制下就成了问题。一个大学一年的教育容量有限，如果我把他的名额一直留到他入学这一天，那我预留多少合适？后面还有很多学生等着呢，他们会觉得不公平。”

海外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收取“占位费”，因为怕被误认为“教育乱收费”，这个想法并没有实施。最后又通过别的渠道，清华在香港的招生才能顺利进行。

“清华是高校里的国家队，代表国家水平，我们致力于培养领军人物，所以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改善招生选拔的体制。”孟芊表示，“我们赶上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给了我们一个有可能在高考制度上动土的时机，不过我们需要辗转腾挪地找到一条出路。”

2000年以后，带着优良教育机制和高额奖学金的双重优势，香港的大学撬走了多名北大清华录取的高分考生。

对此，舒忠飞很“达观”：“香港的大学在内地只招几百人，且学费昂贵，奖学金也不容易申请到。相对而言，北大等内地高校在历史积淀、学科、生源等各方面也有特色和优势，况且我们国家每年1000万考生，北大只招3000多个，完全有选择余地。”

而孟芊对于外界对清华“抢状元”和“沦为二流大学”的说法表示无奈。“如果清华招的状元多了，就成了唯分数论；招的状元少了，就有人说清华成二流学校了。其实，我们对状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招生过程中，我们的老师会对考生的情况进行了解。如果综合素质存在明显缺陷，我们会想办法让他放弃填报清华的想法，即使是状元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们过去曾经多次这么做过。”

不过总的说来，孟芊认为香港大学的参与对于清华生源数量和质量没有显著影响，但面对国外名校，他们却感到一种压力。“目前看来，国外的大学吸收国内优质生源数量还不多，但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事情。这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如何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问题。”

更希望推出一个高水平考试

清华把“五校联考”中的综合测试简称为AAA 测试（Advanced Assessment for Admission），这种类似于美国SAT考试的叫法，其实有一层更深的用意。

“我们推出这个考试不仅仅是为了选人，更希望能推出一个高水平考试，通过这种考试，可以把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挑选出来。”孟芊说。

清华联合复旦、南京大学等推出五校联考，北大随之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与其说是两个学校的PK，不如说是两种新规则的PK。

舒忠飞说,从 2003年开始，教育部就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探索自主招生，北大也在试点高校名单之列。除了高考之外，北大还有一些自主招生,会根据各中学办学条件和生源质量综合考虑，下达一部分名额到中学。

他介绍说，北大的自主招生报名没有限制，但门槛还是有的。经过专家组筛选，通过初步审核后，北大在每个省份都会组织一场笔试，笔试合格者到北大参加面试。层层选拔后，这些学生也要参加高考，但会根据他选拔考试的表现给予不同程度的分数优惠。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也是自主招生的方式之一，不过高考还是主要的，自主招生是一个补充。”

孟芊却认为，“自主招生”这个词不够合理；“加强大学自主权，最主要的就是招生自主，如果认可中国大学有招生自主权，那么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是自主招生进来的。”

而实际上，就连清华在招生的问题上也受制于人。据清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比如我们在一个省的招生计划是30个，但是只发现了29个符合我们要求的学生，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地方行政部门最强烈的抵抗，对大学来说，就连这么一点点自主权都没有。招生名额只能加不能减，大学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在其他国家恐怕也不多见。”

这样的问题多了，让清华北大“忍无可忍”，终于在教育改革的支持下尝试着“重新洗牌”。“但招生自主权需要一个良好的规范，需要舆论支持和行业自律，否则肯定出问题。”孟芊说。

谁是新一轮规则的制定者

孟芊说，地方政府都希望当地多一些考生去清华，因为有多少人考上清华北大，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招生考试部门的绩效考核标准之一。

“这也是基础教育的尴尬，中学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输送大学新生，还要培养高素质的青年人，但现实是即使一个中学素质教育搞得再好，高考成绩不好，他就会面临招生、办学上的一系列麻烦，反之就会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经济政治利益双丰收。”

他认为，目前现状是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太合理，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把公平等同于一张考卷，同时又要求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出现。”

孟芊说，如果可以真正推行高校招生自主，高校之间一定还有竞争，但是会是更高层面的竞争，是围绕对人才测评水平的竞争，而不仅仅是争几个高分考生。

“在目前体制下，你不能指望通过一次高考进行测量，但也不是所有高校都有能力自己进行考核，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清华制定选拔学生的标准，而是希望对特点相近的大学，我们设计的考试成绩都能够对他们有参考意义。”换句话说，清华希望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其他的高校也可以受惠于这个规则。

他透露，事实上已经有学校表达了和清华合作的意愿，“我们希望成为考试规则和选拔标准的制定者，我们要的是我们认定的好学生，要符合我们的价值体系。”如此，清华也就可以脱离地方行政化和既有招生制度的束缚。

“我们的社会有阶层之分，教育是打破阶层的唯一阶梯。一个人的身份，可以通过上大学来改变，高考体制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它让人们可以稳定的从下层向上层流动。如果这种公平没有了，就很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高校招生考试公平又是教育公平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在每条轨道上，我们都要有明确的标准程序，不按成绩招生是错的，关键是成绩怎么给。成绩既不能是非量化的，又不能简单求和”。孟芊强调，公平是高招新体制最重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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