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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3年申请40起行政复议被称“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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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次向企业索赔，数十次状告政府部门，长沙人黄平国给人的印象，极具争议。

3年申请了四五十起行政复议依法维权却被认为是刁民故意找茬

“较真哥”黄平国：希望没有我存在的余地

《法制周报》记者吴为民文/图

上百次向企业索赔，数十次状告政府部门，长沙人黄平国给人的印象，极具争议。

为了15克话梅，他可以向物价局举报商场的违规行为，又将未履行职责的物价局告上法庭；因为企业违法生产羊胎盘制品，他可以打几场官司；为了两款传真机共用入网号，他花去两个月时间举报到底……

因此，有人笑称黄平国为“较真哥”——他的每宗诉讼，标的物价值都很低，但他镏铢必较；有人鄙视地说他“吃饱了撑的，不务正业”，甚至被人暴力威胁；法律界人士则认为，“他有力地推动了法治的进步，值得尊敬”！

8月16日，面对记者的镜头，黄平国递过来一张头衔为“中国公民”的名片，淡然笑道，“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差，也不要想得那么好，我索赔的底线均在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内。”

一场诉讼牵动4个国家机关

8月11日，黄平国早早地来到长沙市天心区法院，他要状告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后者对他举报“海王星辰”药店违规未进行查处。

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年轻人，随后要求他先到4楼行政庭审查。依照法律规定，审查本是多余之举。黄平国悄悄启动了手机录音功能，伺机而动。不久前，黄平国因几宗民事诉讼未能立案，他开始每天到法院“上班”：来得比法官早，走得比法官晚。坚持不到几天，法院就受理了黄平国的全部起诉。

“海王星辰”药房没有想到，因为销售羊胎盘制品，它会被消费者投诉到工商局。

虽然，药房接到了卫生部门的通知——羊胎盘在我国缺乏广泛食用历史和食用安全证明，不能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但当时，羊胎盘制品是最赚钱商品之一，长沙大街小巷的药店都在卖。

直到黄平国出现，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在购买了两瓶“美澳健”羊胎盘制品后，黄平国连同卫生部的卫监督函(2008)322号——《关于羊胎盘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的批复》附件，一起交给了工商部门。

随后，“海王星辰”药房迅速将羊胎盘制品撤柜，但事情远未结束。

2009年12月18日，黄平国向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区分局举报，随后，天心区工商分局桥南工商所与他取得了联系。今年2月4日，桥南工商所负责人张所长表示，黄平国的投诉已经收到，上级非常重视，已经移交到该工商所立案处理。张所长认为，“这个案子立案了，现在处于调查阶段，要等待调查的结果。”

但是，这一调查就是半年多，工商所既未处罚涉案药店，也未给予黄平国任何书面答复——这已涉嫌行政违法。8月16日，黄平国气愤地对记者说：“他们这段时间在向‘美澳健’公司所在地的卫生部门发函，调查羊胎盘制品是否违法违规，真是荒唐！”

黄平国认为，卫生部发布的卫监督函(2008)322号《关于羊胎盘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的批复》，在全国范围内都具备法律效力。这一说法，得到了法律专家的认同。

对此，黄平国干脆直接向卫生部致函咨询。卫生部复函进一步指出：“我部已明确羊胎盘的相关监管要求，关于食品流通领域及生产环节不属于我部职能，请向有关职能部门咨询。”得不到监管流通领域的工商部门的说法，黄平国又到天心区工商分局的上级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由于当时天心区工商分局口头承诺在一个月内结案，黄平国就撤回了行政复议申请。但是，一个月后依然没有处理结果。于是，黄平国便有了前文之举。

这场诉讼，一共涉及到644元的羊胎盘制品，黄平国到了4个国家机关投诉或咨询，耗时达200余天。

被认为是“刁民”故意找茬

针对黄平国的行为，有人笑称他为“较真哥”——他的每宗诉讼，标的物价值都很低，但是他非常较真。

2009年3月8日，黄平国因在长沙市家润多超市朝阳店购买“香辣鱼”，发现包装上QS编号有两个数字位置颠倒，黄先生对该产品QS编号真伪产生了质疑，随后要求家润多超市退还购物款19.6元，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赔偿19.6元。这宗投诉，共涉及金额39.2元钱。

2009年9月4日，黄平国在超市里购买的“飞利浦F811S”传真机，发现该传真机共用了其他型号传真机的入网许可，于是对这一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要求超市双倍返还购机款。这宗投诉共涉及金额1398元钱。

今年3月份，黄平国在通程万惠左家塘店逛超市时发现一包话梅，价格标签上显示的是80克，而塑料包装上显示的是65克。黄平国立即向长沙市物价局举报。5月18日，长沙市物价局给出回复，称“已给予相应处罚”。

对此，黄平国却并不满意，他向湖南省物价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收到省物价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他认为处理过程和结果不透明，适用简易程序作出的当场处罚决定违反了《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

对黄平国的惊人之举，常有人不理解他，“吃饱了撑的，不务正业”！更有一些被投诉、举报者直接威胁他，“让你老婆和孩子出门要小心一点。”有时候，黄平国刚走进商场、超市，马上有一帮保安围了过来，请他“喝茶”。黄平国说他习惯了，往往在这种时候，他的助手早已进入商场，购买了一大堆“目标”商品。

随后，黄平国带着这些“目标”商品“找麻烦”。从2008年到现在，黄平国已经申请了四五十起行政复议，提起过多次行政诉讼，涉及工商、物价、质检、卫生等部门。

“好多部门的人认为我是刁民。”黄平国说，“我也不是故意找茬，我只是希望政府部门真正履行职责，切实给我们维权，不要敷衍市民”。长沙市物价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则认为，黄平国的行为“实在是很奇怪”。“从去年到今年，他一直盯着物价局投诉，不信你可以去看我电脑里的记录。”

黄平国说：“我的投诉或起诉，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企业违法违规经营开始提心吊胆；我的投诉或起诉，还影响到行政部门的评优评先，甚至个别官员的位子乃至升迁，但更多的公务员对我都非常客气、非常热情。”

希望“没有存在的余地”

法律界人士则认为，黄平国的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法治的进程，值得尊敬。但是，黄平国却不以为然。

面对记者，黄平国递过来一张头衔为“中国公民”的名片，淡然笑道：“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差，也不要想得那么好，我没有那么崇高，都是为了自己的应得利益。”

曾经，黄平国把1000多公斤工业盐买回来当食盐，而卖盐的商家却不愿赔偿。为此，他跑了好多政府部门，均被“踢皮球”，从此，他开始关注监督政府部门工作和维护消费者权益。只上了20天初中的他，现在满口的法律专业词汇，诉状都是自己写的，都是他这些年自学的成果。

“我是一个公民，只是想促进政府办事更规范。”黄平国说，“政府部门就像棉被，要经常拿出来晒一晒、拍拍打打，棉被才会更好，盖棉被的人也才会更舒服。”矛盾的是，一方面，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和政府“较真”；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没有我存在的余地，这就说明政府的工作开展得更好了。”

但在黄平国周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中有从事法律实务的专业律师，有身残志坚的维权斗士，有勇于维权的家庭主妇……他们的行为屡屡震慑到不遵纪守法的企业，甚至让违法乱纪的公务人员无处藏身。

今年5月，黄平国的朋友黄志宏一鸣惊人，让多名收“黑”钱的法官及领导受处分：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法院执行庭法官陈本涛，在执行案件时，向当事方索要19000元办案经费。得知索要办案经费被录像，该院副院长和执行局长出面退费，并要求当事方“得饶人处且饶人”。

黄平国表示：“不可否认，我们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我们的行为，在客观层面上，也推动了社会朝着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希望舆论能公正评价我们的行为，更希望国家能出台有力的法律法规，保障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公民，能够切实有力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记者手记

从押运犯人看制度力量

在采访过程中，对于维权的目的，黄平国毫不掩饰。

如今，黄平国和他的家庭过得很幸福，依靠维权，他收入不菲。记者观察，黄平国的每次维权，都是直指企业的违法之举或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每次维权，都能使后者的行为得到纠正。

而推动黄平国去积极维权的，不是他的崇高品质，也不是他的道德修养，而是“双倍赔偿”乃至“十倍赔偿”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把数以百计的职业维权人凝聚起来，不断地纠正企业与政府部门的不规范行为，在一个层面上推动了法治的建设。

记者由此想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18世纪末，英国政府为了惩罚犯人，决定把他们发配到澳大利亚去。为了省事，便把运送这些犯人的工作“外包”给私人商业船只。

刚开始，英国政府在船只离岸前，按上船的犯人人数支付船主运送费用，船长则负责途中犯人的日常生活，负责把犯人安全地运送到澳大利亚。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致使船舱拥挤不堪，空气浑浊，甚至为了降低费用，故意断水断食。几年后，英国政府惊讶地发现，运往澳大利亚的犯人在船上的平均死亡率高达12%，其中有一艘船运送424个犯人，中途死亡158人，死亡率高达37%！这引起了英国国人的恶评。

于是，英国政府采取了道德教育的办法，他们把私人船主集中起来进行培训，教育他们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要他们珍惜人的生命，认识运送犯人的重要意义。但是情况仍没有好转，犯人的死亡率居高不下。

直到一项制度的推出：英国政府按照犯人到达澳大利亚的人数和体质，支付不同的运送费用。

这样一来，私人船主为了能够拿到足额的运费，必须在途中尽心照料犯人，不让犯人的体重少于出发前。若是死了一个犯人，或者犯人的体重减轻，英国政府都会少支付一些运费。于是，有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尽可能地让每个犯人都能健康地到达澳大利亚。资料显示，自从实行“到岸计数付费”的办法以后，犯人的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的船只甚至创造了零死亡的纪录。

这便是制度的力量：有了法律规定，将船长的利益与“犯人安全到达”的政府需要相结合，利用利益联动机制，将“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船长，变成了好人——制度学意义上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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